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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从曾、左分裂到“大民主”的畸变

　　韩爱晶先生在《炎黄春秋》撰文，记述文革经历，在文章中称：“……清华园付出惨痛代价的两年，其政治生态实属罕见，可谓绝版！这里成了中华民族民主政治最典型、最生动的试验场”。

　　文革与民主政治相关，这一点，周邦园先生在共识网有专文驳斥，这里不再赘述。不过，把文革期间的大鸣大放大批判大“辩论”，误读为民主，或者误认作自由的，并非韩爱晶一人。

　　文革是一场神化权力的运动，在血雨腥风的浩劫中，最高权力成为“顶峰”，成为“太阳”，从而形成了对党、政、军、民，对社会的绝对控制。然而吊诡的是，这一权力运动却自始至终伴随着某些“民主”形式，事实上，大批判大辩论的“民主”形式，伴随了大革命的全程。这些形式，被很多人误认为是民主，甚至是，“大民主”。

　　从井冈山到中南海，伴随了大革命全程的“大民主”，是如何走向极权的？

　　先来看一段历史公案。

　　曾国藩与左宗棠同是晚清的柱石之臣。两个人一度亲密无间，合作无恰，对于左宗棠，曾国藩多有提携、礼遇。不过，后来两人却龃龉不断，甚至公开分裂。1864年，曾国藩的湘军攻破天京，剿灭了太平天国。这时，左宗棠却上疏慈禧，弹劾曾国藩，指控曾“谎报军功”。

　　今天我们看晚清的中兴名臣，无一不是刚直方正的仁人君子，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哺育出的人格典范。而左宗棠公，更是其中的翘楚。那么为什么，一个刚直不阿的左宗棠，会恩将仇报，甚至做出“背后下刀子”这样的下流动作？纵使曾、左真的交恶，左宗棠也断不会有这样的不义之举。

　　我们再来看曾、左交恶的时机：曾国藩剿灭太平天国，建立了不世之功。对于大清朝廷来说，却是旧患方除，又添心病：东南半壁空虚，而曾国藩这样的人中俊杰，手握重兵悍将，能保没有二心吗？此时，先是曾国藩的一番自我裁抑，让大清朝廷减少了疑虑；随后，曾、左的相互攻讦，让朝廷眉开眼笑——两地的军政大员分裂，朝廷摇身变成了仲裁者。这样的大臣，这样的权力格局，朝廷很放心。

　　专制体制的稳定性，在于中央高度集权，而在最高权力周围，需要的却是分权、限权。于是，我们看到这样的一幕历史戏剧：1860年代，在地方权力膨胀、即将威胁中央的时候，曾、左两位密友，适时的反目分裂了。

　　一百多年前的曾、左，究竟是真的产生了隔阂，还是合演了一幕双簧戏——历史老人在旁微笑不语。

　　回过头来，我们看大革命时代、以及文革时期的“大民主”。

　　1958年5月，彭德怀支持召开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。6月5日，毛泽东认为会议的“温度”不够，授意“以整风的形式”、“打倒奴隶主义和教条主义”。在彭德怀的主持下，开始了对粟裕等军队将领的大批判。粟裕被扣上“个人主义”的帽子，而萧克、李达的罪名是：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代表人物，反党宗派集团的主帅。

　　——本来，如果是正常的民主会议，批判错误的思想，树立正确的路线，然后大家遵照执行。会场上大辩论大批判，场下把手言欢——这是正常的民主程序。

　　不过，当年的“大民主”的结果是：粟裕被免去总参谋长职务，而萧克、李达等一大批将领，被视为反党分子，开除军职。

　　在1958年的会议上，彭德怀、粟裕两员大将反目分裂，粟裕被废，彭德怀也为自己树立了足够多的敌人。一年后，在庐山会议上，彭德怀跌落深渊……

　　这样的整风，这样的大批判大辩论或者大鸣大放，不是什么民主，更不是什么“大民主”，它是——借用毛泽东的话，应该叫做：“大斗争”。在这样的斗争过程里，基层权力被不断分化瓦解，从而造成了最高权力的茁壮成长。

　　这样的“大斗争”，与革命一起诞生成长，到文革时，到达了顶峰。这样基层权力分裂，是领袖喜闻乐见的，所以，没有斗争，也要制造出斗争；没有敌人，也要制造出敌人；没有分裂，也要制造分裂。

　　与人斗，其乐无穷。而对于最高权力来说，看人斗，其乐更无穷。毛泽东的文革，更是把这种斗争引向民间，流布社会。形形色色的罪名被制造出来，地、富、反、坏、右派，封资修，牛鬼蛇神臭老九，民众之间斗得不亦乐乎。一个有着5000年文明传统的国家，把知识和文化视为敌人，努力的要把她斗死、斗臭——

　　在一个社会里，究竟是需要把“贫下中农”变成知识分子，还是要消灭知识分子，消灭文化文明，这样才保持“贫下中农”的革命本色？这个问题，如果韩爱晶先生们当年真的不明白的话，到今天，是不是还不明白？贫下中农是人民，知识分子也同样是人民。把人民割裂开来，互相斗争，这算什么民主？

　　文革，是一场对民权的彻底剥夺。本来，民权是用来监督、约束政权的，在文革期间，民众之间互斗的权利或自由是有的，但是，一旦有人对最高权力不敬，立即惹下杀身大祸——当民众在严厉的控制下互相斗争时，一场巨大的社会悲剧上演了。同时，文革对民权和社会的削弱，为此后的官权腐败，埋下了伏笔。

　　红楼梦的诗句说的好：

　　莫道不肖皆荣出，造衅开端实在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