_中国猎头维尔斯-2020年我国有望成为高收入国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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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编者按: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中表述,要“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,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,推动经济更有效率、更加公平、更可持续发展”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近几年来的一个热门话题,经济学家林毅夫通过分析国际经济形势,提出自己的观点:应以投资拉动经济为主,但前提必须是有效的投资,而非低水平的重复投资。
  林毅夫
  1952年10月生,国务院参事,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。原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、教授,博士生导师,2008年2月,被任命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。主要研究领域为发展经济学、农业经济学、制度经济学。
  自改革开放以来,我国经济快速发展,举世瞩目,堪称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。自1979年至2012年的33年里,我国年均经济增长率高达9.8%,经济总量增加24倍,跻身世界第二大经济体,这么样高速的持续经济增长史无前例!由于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快速发展,我国已跻身世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行列,2012年我国人均收入达6100美元。
  经过33年的高速增长和对外开放,我国也从一个封闭的经济体,成为全球对外贸易最有活力、最开放的经济体,目前,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贸易国和第一大出口国。
  经济下滑更多是国际周期性因素引致
  目前世界上有很多唱衰中国的声音,认为中国经济即将崩溃。其理由是,中国存在很多体制机制性的问题,这种体制机制性问题未导致危机,是由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快。目前,经济增长速度节节下滑,体制机制性的矛盾就要爆发。在这种国际舆论下,国内也有人认为,中国过去的增长方式,即以投资来拉动增长的方式,是不可持续的。中国应转变为以消费拉动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。
  那么,到底中国未来的发展前景如何?我认为,关键的是,要分析2010年一季度以来连续13个季度的经济下滑的真正原因。人们常说,要对症下药,不能病急乱投医。
  是什么原因导致我国从2010年一季度开始,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,首次连续13个季度的经济下滑?
  我个人认为,2010年一季度以来的经济持续下滑,是由于整个国际经济尚未走出2008年金融危机所造成的周期性因素。我国经济增长速度2010年为10.4%,2011年为9.3%,2012年为7.8%。经济增速下滑是不争的事实,但注意在同一时段,发展程度与我国相近的其他新兴经济体,如巴西,2010年增长速度为7.5%,2011年是2.7%,2012年仅有0.9%,也在不断下滑。再比如印度,同样作为金砖国家之一,2010年增长速度为10.5%,2011年是6.3%,2012年仅有2.2%,也是不断下滑,而且下滑的幅度超过中国。再看一些表现非常好的高收入经济体,如韩国、新加坡等,同一时段,下滑幅度都比中国大。
  所以,造成中国2010年后连续13个季度经济增长速度下滑,应该有一个共同的外因,即发达国家尚未摆脱2008年金融危机的阴霾,经济发展滞缓,对其他国家的出口需求不振。
  众所周知,拉动经济增长有“三驾马车”,第一驾马车是出口,增长速度减慢。第二驾马车是投资,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爆发之初,不论是发达国家,还是发展中国家,都采取了一些反周期的经济刺激政策。五年来,这些政策所支持的投资和消费,在缺乏新的刺激因素的状况下,增长率下滑是一个必然。唯一能支撑经济较快速增长的是消费,在此状况下,显然,2010年以来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并非是体制机制所致,也并非我们经济增长不可持续使然,而是国际周期性因素引致。
  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
  由于是国际周期性因素,为维持一个国家的经济稳定,必须采取反周期的经济措施。应该采取哪些反周期的措施?以刺激消费为主,还是继续以投资拉动为主?这在国内各界争议较大。很多人认为,由于我们的增长以投资拉动为主的方式不可持续,就主张中国应该转向以消费拉动为主的增长模式,我个人对此存疑。
  我们知道,消费在当前确是需求,但到下期呢?生产能力未增加,如要继续支持消费增长,可能要举债。如果举债,短期内,债务少可以继续举债,但时间长久后,最终总要还本付息。生产力没有提高,危机随之来临。从目前的国际经济增长态势看,短期内发达国家很难走出困境,造成我们的外在需求相对疲软,这种情形可能持续相当长时间,以消费拉动作为反周期的措施,是无源之水,不可持续。
  在此状况下,应该以投资,当然指的是有效的投资,作为反周期措施。投资在当前是需求,会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。到下期将转化为生产力,国民经济就能增长,收入就可提高,提高的收入可以再用来支持投资和消费的增长。如此,投资和消费均可得到有效促进和支持。如上分析,以投资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,不仅可以推动投资增长,还可以刺激消费。
  以我国为例,投资拉动受到最大质疑的是2008年至2012年,实际上是我们改革开放以来消费增长最快的时期。因为从1978年到2007年的19年间,我国年均消费增长7.7个百分点,在世界上是很高的水平,但在投资拉动受到最严厉质疑的2008年至2012年间,消费增长年均是9.1%,比原来的水平还提高1.4个百分点。为什么?因为随着投资的拉动,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,就业也相应增加,人们的收入水平随之上升,消费必然增加。
  所以,我个人认为,从长期的经济增长和短期的反周期措施看,中国还是应该以投资拉动为主。
  必要时采取反周期的刺激政策
  但以投资拉动为主,前提必须是有效的投资,即对经济增长有贡献的投资,而非低水平的重复投资。在我国,经济增长以投资拉动多年,是否还能找到有效投资的机会?只要仔细分析,机会很多。
  首先,我们作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,产业水平在全世界也属中等的产业水平,技术在全世界也是中等水平,因此,我国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空间巨大。而不论是技术创新,还是产业升级,都离不开投资。
  其次,我国作为一个中等发达国家,近些年,虽然基础设施改善不少,但基础设施的欠账也不少。比如,现在的基础设施,过去主要是城市和城际间的高速公路、港口和飞机场,但城内的轨道交通、地铁和道路严重不足,地下管网严重老化。这些领域投资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无比巨大。
  再次,从环境角度看,依赖高能源、高排放的经济高速增长,必然带来环境恶化的压力。因此,在节能减排领域,也需要大量投资。显然,既能提高生产力、消除增长瓶颈,又具备较高经济和社会回报的投资领域众多。
  针对上述投资机会,是否有资金可以投资?从政府角度看,目前我国累计国债余额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4.9%,在全世界属最低水平,即使计入地方投资平台的负债,占比也不高。根据有关统计数据,地方投资平台的债务为10万亿,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9.2%,两者加起来的负债也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4%。即使,以最高的估计17万亿来计算,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33%,两者相加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8%,放眼世界,不论是发达国家,还是发展中国家,政府积累的负债低于50%的极少。我国还是财政状况很好的国家,更何况地方投资平台的负债并非像其他发达国家是用来支持消费的,没有物质作为抵押。我们地方投资平台的负债大部分投在基础设施领域,它是有回报、有资产的。鉴于此,我认为,政府作为反周期的财政空间依然很大。
  在其他发展中国家,投资经常面临一个困境:即使国内有资金,要投资必须从国外进口一些机器、设备、原材料,而国外进口就需要外汇,他们经常受限于外汇不足。我国有3.7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,属全世界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。
  因此,我相信,只要我们根据当前的国际金融经济形势,必要时采取一些反周期的刺激政策,我们的经济增长率就能维持在所期望的水平。有目共睹的是,在第二季度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到7.5%时,我们政府采取了支持铁路投资、支持经济适用房建设等措施,第三季度经济增长速度迅速转暖,达到7.8个百分点。今年一至三季度的经济增长速度是7.7个百分点。
  充分挖掘后发优势的潜力
  对于中国而言,重要的不是今年能否维持7.5%到8%之间的经济增长速度,而是未来五年、十年或更长的时间里中国经济是否还能维持较快增长。对此,大家可能在报纸上看过我曾经发表的一个言论,即中国还有20年的时间可以维持每年8%增长的潜力。我说的是“潜力”。为什么认为中国还有20年左右的时间可以维持8%增长的潜力呢?众所周知,经济增长在本质上是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。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,离不开技术的不断创新和产业的不断升级。
  对于发展中国家,经济要增长,劳动生产率必须提高,技术需要不断创新,产业需要不断升级。发展中国家可以从发达国家引进比本国先进的技术,进入到发达国家已经存在、附加值比本国高的产业,这些都属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。如此,可以大幅降低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成本和风险,经济学上,称之为“后发优势”。
  假如发展中国家善于利用后发优势,那么它的经济增长就可以超过发达国家。改革开放以来,我国经济发展取得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可归结为善于利用后发优势。
  我们所利用的后发优势迄今已33年,还能维持多久的经济增长?如何衡量后发优势呢?我觉得,一个很好的衡量方法就是,比较我们的人均收入水平与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之间的差距。
  人均收入水平是平均劳动生产率的评价指标。2008年,按照购买力评价计算,我们的人均收入水平是美国的21%,相当于日本1951年与美国的差距,日本的人均收入在那年也是美国的21%。新加坡1967年的人均收入也是美国的21%。韩国1977年的人均收入也是美国的21%。这些东亚经济体的人均收入占美国21%的水平,由于善于利用后发优势,日本维持了20年年均9.2%的经济增长,新加坡维持了20年年均8.6%的增长,韩国维持了20年年均7.6%的增长。我国改革开放后与它们的发展的轨迹、道路、模式一致。如是后发优势的利用让它们实现了20年7.6%-9.2%的增长,就代表这个后发优势让我们还有20年年均8%增长的潜力。这是为何我认为中国经济增长依然有潜力维持20年8%增长率的逻辑。
  当然,这只是一个潜力。发挥这个潜力的前提是,我们必须按照比较优势发展。按照比较优势发展,经济就有竞争力,资本就会积累,产业随之升级。产业升级可以利用后发优势。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前提是什么?应该有比较准确的价格信号,因此,我们应该继续深化市场改革,提高价格信号的准确性,为利用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创造条件。利用比较优势必须是一个开放的经济。我们必须深化开放,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,充分挖掘后发优势的潜力。
  2020年我国有望成为高收入国家
  通过利用后发优势的潜力,经济增长速度提升,资本加速积累,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速度也会随之加快。这必然出现需要政府来帮助解决的外部性和协调的问题。所以,除了有效的市场,还需要一个有为的政府。东亚经济体,之所以能够成为二战后少数几个从低收入国家变成中等收入的国家,再成为高收入经济体,就是因为东亚经济体一直都是市场经济,同时有一个有为的政府。
  令人欣喜的是,我们政府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十分深刻。十八大提出,要继续深化改革开放,同时继续发挥政府应有的作用。根据十八大提出的目标,到2020年,国内生产总值与城乡居民收入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。
  我粗略估算,如果我们国内生产总值十年翻一番,年均经济增长速度应该是7.2%,但我们2011年的增长速度是9.3%,2012年是7.8%,因此从2013年到2020年,如果国内生产总值要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,我们应该有的增长速度是6.8%。还有一个目标是城乡居民收入也翻一番,现在人口增长速度是0.5%左右,两者相加,若城乡居民收入也翻一番,2013年至2020年的年均经济增速应达到7.3%。正如我前面所言,我们有8%的增长潜力,实现7.3%的增长,只要改革到位,政府发挥应有的作用,这一目标是能够实现的。
  2010年我们的人均收入是4400美元,翻一番是8800美元,如果经济增长维持在7.3%,我们生产效率提高幅度极大,我们应该会有真实的货币升值。到2020年,考虑货币升值的因素,我们的人均收入有可能达到12700美元。按照国际标准,人均收入达到12700美元,就属高收入国家。我认为,这一目标即使不在2020年达到,就会在2021年或2022年达到。如此,中国完全有可能继韩国和我国台湾之后,成为第三个从低收入变成中等收入,再成为高收入的经济体,这对于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“中国梦”是迈出了坚实的一步,对世界经济复苏和稳定也必将做出巨大贡献。
  假如发展中国家善于利用后发优势,那么它的经济增长就可以超过发达国家。改革开放以来,我国经济发展取得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可归结为善于利用后发优势。


一沙一世界,一花一天堂。君掌盛无边,刹那成永恒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