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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面对告御状的子民，乾隆皇帝一面惩罚被告的渎职官员，一面严惩“越级上访”的首领和指使者，以警示百姓不要以下犯上。在皇帝看来，一旦上下尊卑的纲常紊乱，则大清的统治必然受到威胁。
　　文 | 张宏杰
　　乾隆二十二年四月初七，皇帝的大驾行走到了江苏与山东交界的涧头集。刚刚结束了第二次南巡北返，坐在打开轿帘的大轿里，47岁的乾隆心情不错。初春季节往往是他诗兴大发的时候，遥望绿云笼罩的原野，他在心中酝酿着诗稿。
　　大驾突然停下来，前面传来喧哗声。
　　新修好的御路旁边的散水沟里，跪着两个鸠形鹄面的人，一望而知是两个灾民。他们高举着两张纸，显然是告御状的。
　　皇帝命人把他们带到轿前。
　　他们是河南西部夏邑县人。他们说，河南西部遭遇了严重水灾，百姓流离失所。夏邑县令孙默和河南巡抚图勒炳阿等官员串通起来，隐瞒灾情。老百姓实在活不下去了，所以他们才大着胆子来告御状。
　　乾隆皇帝的眉头锁了起来。怎么又是夏邑？
　　夏邑县人两告御状
　　关于河南夏邑县的水灾，在这两个灾民告御状之前，皇帝就已经知道一二了。他这次南巡到山东时，前江苏布政使、退休官员彭家屏在山东迎驾时就已经向他加以举报了。
　　彭家屏本身就是河南夏邑人，他说河南西部已经多年遭遇灾害，今年尤其严重，百姓嗷嗷待哺，地方官却无动于衷。因此河南巡抚图勒炳阿罪无可绾。
　　虽然“爱民如子”，但乾隆并不鼓励他的子民们告御状。
　　作为一个力图以权力笼罩控制一切的皇帝，乾隆最热爱的是秩序和稳定，最恐惧的是民众的自发性。
　　对于这些告御状的人，他一直有一种异样的感觉。也许他们所说都是实话，但他们的眼睛里燃烧的却都是强颈和不驯服。敢于向自己的父母官叫板，敢于和皇帝的眼睛对视，可见他们平日就并非安分守己之辈。如果天下沧海横流，正是这些人会铤而走险。对他们进行鼓励，无疑是给国家政治埋下不稳定因素。因此，历史上有一些皇帝喜欢搞一些御前判案为民申冤的“政治秀”，乾隆却从不这样做。
　　这两个灾民的出现，让他确信了彭家屏的话有根据，老百姓是不可能在皇帝面前公然说谎的。但古往今来，上访的处理原则不变。他一纸批文，把这两个人转交河南巡抚图勒炳阿，命他认真审理。
　　就在第一起告御状事件发生两天之后，四月初九，皇帝一行走到山东邹县，突然路边又冒出一名告御状的人，同样是衣衫褴缕，同样是一口豫西口音。一问之下，居然又是河南夏邑人，名叫刘元德，也来投诉自己的父母官办赈不实。
　　乾隆皇帝脸色一下子变得冷峻起来。连续两起夏邑人告状，触动了他的敏感神经。习惯于危机思维和阴谋思维的皇帝第一时间判定，这很可能是一起有组织、有预谋的政治活动。也就是说，很有可能是退休官员彭家屏在背后策划，让这些普通百姓不断出面，利用这次旱灾，来扳倒他们不喜欢的夏邑县令孙默和河南巡抚图勒炳阿。
　　如果真的这样，那将是帝国政治生活中一个极为不祥的新苗头，这是典型的以下犯上，颠覆帝国政治秩序。任其发展，必然成为一种政治恶疾。
　　向来注意防微杜渐的皇帝决定要斩钉截铁地铲除这个苗头。皇帝命人把这个刘元德锁起来，细细审问。
　　乾隆的恐惧
　　虽然在经济上对农民、特别是贫民慷慨大度，但是在政治权利上，乾隆却是有史以来最为吝啬严苛的皇帝。他全力维护农民的生存权乃至温饱权，但是绝不允许农民有政治表达权。
　　对于安分守己的“良民”，他“视如赤子”，他能克制自己的胃口，恪守永不加赋的原则；他能殚精竭虑，为小民的生活问题操劳不已。对于不守本分的“刁民”，他则视如仇敌，必欲除之而后快。
　　乾隆年间，在地主与佃户的经济冲突中，佃户们表现出越来越多的组织性。他们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相互联系，用演戏、赛会、歃血、结盟的方式团聚起来，有组织地和地主进行斗争。有的地方出现了铁尺会、乌龙会、长关会等组织。有的地方还设立会馆，推举佃长，甚至组织武装，与地主们公开对抗。
　　面对这种形势，乾隆的第一反应是恐惧。
　　在乾隆时代，一切民众聚集事件都被视为敌对事件。为了防微杜渐，他必须在“群情汹涌之初”，“擒首恶以儆余凶”。乾隆规定，严禁民间结盟、罢市、聚众殴官，如果至四五十人，那么“不分首从，即行正法”。
　　在这样的背景下，河南夏邑县多起灾民控告上司，在乾隆眼中就成了阶级斗争的新方式，是无比重大的政治事件。
　　各打五十大板
　　果然不出皇帝所料，在严刑拷打之下，灾民刘元德交代，他来告御状，路费不是自己拿的，自己也拿不出，是夏邑县的秀才段昌绪和武生刘东震两个人共同资助的。这两个人鼓励他扳倒县太爷，说这是造福全县的大好事。
　　对这个审理结果，乾隆并不满意。因为没有把彭家屏挖出来。皇帝直觉彭家屏与此事逃不脱干系，而且只有把彭家屏牵系进来，这个案子才有可能做大，才能制造震动全国的效果。
　　就在皇帝下达了继续熬审刘元德，同时逮捕段昌绪和刘东震的命令后，到河南暗访的官员向他证实了夏邑之灾百年不遇的消息。灾民卖儿卖女，两个小孩才卖四百八十文钱。
　　皇帝陷入了尴尬。看来，地方官确实罪不可绾。他原来以为，夏邑所遭，是寻常灾害，没想到会重到如此程度。图勒炳阿和孙默欺君罔上、漠视民命达到如此程度，实堪发指。
　　可是，如果因为老百姓告御状而摘了巡抚和县令的帽子，必然在大清帝国内开创一个极为不好的先例。这一传奇性的“平民扳倒巡抚”事件必然会成为爆炸新闻，迅速传遍全国，岂不极大地助长民众的自发斗争？
　　深思熟虑之后，皇帝作出了这样的决断：
　　第一，严肃处理地方官。图勒炳阿被革职，发往乌里雅苏台充军。夏邑、永城两县知县也革职，等待进一步审讯处理。
　　第二，彭家屏被立刻勒令回家，以后不得以缙绅干预公务。刘元德、段昌绪、刘东震三人，交山东巡抚审办，一定要查出背后有没有其他主使。
　　皇帝还下了一道意味深长的谕旨给河南老百姓说，这起案子的处理，是因为我洞察一切，主动发现，并不是因为彭加屏的奏报，也不是因为“一二刁民”告御状。如果以后谁效仿这几个“刁民”，以下犯上，那么必然要受到国家的严惩。
　　在给夏邑人的另一篇谕旨中，乾隆如此告诫百姓：“州县乃民之父母，以子民讦其父母，朕岂肯听一面之词，开挟制之风。辟如祖虽爱其孙，必不使其恃恩反抗父母，此等刁风断不可长!”
　　县令孙默查出了政治案
　　乾隆命令把刘元德、段昌绪、刘东震交给山东巡抚审办。山东巡抚当即发文给夏邑知县，也就是那个被夏邑人一再控告的孙默，命他立刻把秀才段昌绪和武生刘东震抓起来，押递到山东。
　　革职的命令还没有从省里传下来，但孙默已经知道自己的乌纱马上就要丢掉。他没有像往常一样，派衙役抓人，而是亲自带领人马，前往秀才段昌绪家，命令对段家彻底搜查，特别是对书籍文章，要片纸不留，一律搜出让他检查。
　　他非常清楚，皇帝对文字之狱特别有兴趣。这些秀才积习难改，平时一定会写些日记文章之类。如果找到一两句他们咒骂政府的证据，那么这个案子就会升级为政治案件，自己很可能就会脱身，起码也会减罪。
　　果不其然，衙役们在段昌绪的卧室之中搜出了几页文书，居然是吴三桂起兵反清时的檄文抄本。
　　乾隆对此非常重视。一方面，他对任何政治上的反清苗头都视如大敌，另一方面，在前两天对夏邑事件各打五十大板后，他感觉十分不妥。因为各地密报已经传上来，说那几个敢于告御状的平民已经成了全国人心目中的英雄。不少地方的人闻听此消息，准备要进京告状。
　　皇帝于是断然采取了如下措施：
　　第一，夏邑县知县孙默以及图勒炳阿能侦破这样的反清大案，“尚属能办事之员”，因此不必革职，仍留原任。
　　第二，命直隶总督方观承前往河南，与图勒炳阿一起彻查此大案。皇帝在上谕中还莫名其妙地着重说了这么一句：“命方观承会同图勒炳阿前往彭家屏家抄家，以检查彭家是否也有这道伪檄。”并且立刻命令彭家屏前往北京，听候皇帝亲自问讯。
　　四月二十六，皇帝回到圆明园，结束了此次风波迭起的南巡。他召来彭家屏。在严审之下，彭家屏交代出自己家中确实存有几本明末野史，比如《潞河纪闻》、《日本乞师记》、《豫变纪略》、《酌中志》、《南迁录》等数种。
　　上访者未曾料到的结局
　　经过会商之后，大臣们认为，这个案子性质严重，必须严肃处理。段昌绪应该按照大逆罪，凌迟处死。因为段昌绪并没有孩子，只能把他的妻子司氏、妾陈氏，发给功臣之家为奴。抄录逆书者，应拟斩立决。
　　皇帝毕竟“仁慈”，宣布对段氏“从宽”斩立决，妻子免于入官。
　　对于彭家屏，皇帝以其私藏逆书，“从宽赐令自尽”。彭氏之子彭传笏斩监候，秋后处决。没收家产中的房屋、衣服、器物等入官。
　　至于彭家的几千亩土地，皇帝的处理手法十分出奇：既然你愿为贫民强出头，那么就把你的土地分给“该地贫民”，代你了了你的美好心愿吧！
　　皇帝还特别命地方官员，深入民间，了解百姓对此处理的反应。据河南布政使汇报，在听到把彭家屏的田地赏给贫民后，老百姓一致认为，彭家屏死有余辜，皇帝无比正确。他们“跪听宣扬，踊跃叩头，欢声动地，称此千古未有之鸿仁，天高地厚，无有伦比，惟有顶祝国祚亿万斯年”。